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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岭市资讯
经济概况:农业实力雄厚:铁岭素有“辽北粮仓”之称,拥有4个全国商品粮基地县,正常年景全市粮食总产量25亿公斤以上,其中玉米20亿公斤,出口量占全省三分之二。铁岭是辽宁省畜牧业生产基地,全市肉牛、生猪、鹿、羊和家禽饲养量已分别达到126万头、328.5万头、2.5万只、55.2万只和8660万只。西丰县、昌图县、铁岭县、开原市为全国桔杆养牛示范县,铁岭市是全国桔杆养牛示范区;昌图县、开原市、铁岭县为全国瘦肉型商品猪基地县;“昌图黑猪”是辽宁省地方优良品种;昌图县被国家命名为“中国豁鹅之乡”;西丰参茸药材市场为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参茸集散地,2008年11月12日,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中国鹿乡”称号。全市蔬菜种植面积达117万亩,年产量270万吨。其中保护地面积达26万亩,年产各类鲜细蔬菜160万吨。
工业存量可观:现有机械、电子、冶金、煤炭、橡塑、食品、制革、医药、化工、纺织等35个行业,全市现有工业企业197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27家。拥有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大中型骨干企业。铁岭阀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最大的低压大口径阀门生产企业,辽宁国能集团铁岭精工机械有限公司是全国最大的干燥设备科研、实验、生产基地,铁岭华晨橡塑制品有限公司是全国最大的复合体橡胶密封条生产企业。主要产品有煤炭、钢材、铜铝材、阀门、起重设备、化工设备、干燥设备、水泥、橡塑制品、平板玻璃、机制纸、针纺织品等1750多种。其中有200多种产品被评为国家、部、省优质产品,有170多种产品打入到国际市场。
水电资源充足:全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纵贯境内100多公里,境内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39条,水库94座。清河、柴河、南城子、棒子岭4大水库蓄水量均在2亿立方米以上,其中清河水库蓄水量为9.7亿立方米,地下可利用的水资源存量12.9亿立方米。铁岭不仅水源充足,而且水质好,在全省最优,达到国家规定的2级以上饮用水标准,特别适宜水质要求高、耗水量大的工业用水需要。境内有铁岭、清河两大发电厂,装机容量达250万千瓦,年发电量113亿千瓦时,是东北电网的骨干电厂。充足的水电资源为工农业的生产、城乡建设及人民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矿藏储量丰富:有煤炭、石灰石、白粘土、硅灰石、大理石、花岗岩、铜、铁、锌、金等各类矿产29种,已开发利用20余种。其中,煤炭储量22亿吨,占辽宁省储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国家特大型煤炭企业铁法煤业集团,是全国八大煤炭基地之一,年生产能力达1500万吨。
区域位置优越:地处东北亚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是吉林、黑龙江两省通往其它省市和出海港口的重要通道。在半径百余公里的范围内,有辽吉两省的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辽阳、四平、吉林、长春、辽源等10余个大中城市,总人口近3000万。这些大中城市均以重化工业为主,唯有铁岭在区域分工上是以农业、畜牧业为主。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发展农业产业化及开发高附加值的农副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民族概况:域内除汉族外,还居住着蒙、满、锡伯、朝鲜、回、俄罗斯、鄂伦春等55个少数民族。
历史文化:历史沿革:铁岭历史悠久,远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生息活动。有文字记载历史约4000年。夏、商、西周时期,铁岭地区境域属青州。春秋战国时期境域南部属辽东郡,北部为东胡辖地。秦、两汉时期,境域大都属辽东郡。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境域南部属玄菟郡,北部开原、昌图属扶余。东晋时期境域属玄菟郡。南北朝时期,境域处于契丹领地。隋朝时期,境域属高句丽辖地。唐朝时期境域南部属安东都护府,西北部属枯漠都督府,昌图曾归渤海鸭绿府、扶余府管辖,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唐渤海大氏取越喜地改富州,即今铁岭城。917年,辽太祖在此地冶炼银子,故将富州改为银州,辽朝时期境域大部分属东京道辽阳府。金朝时期,境域南部属东京路咸平府,西部属北京路,东北部属上京路会宁府。元朝时期,境域西部属中书省会昌路,其余属开原路咸平府。明朝时期,在银州设铁岭卫,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徙铁岭卫于沈阳、开原间古银州之地,境域南部属辽东都指挥使司铁岭卫,西部属辽河套扶余卫,北部属三万卫。清朝时期,清初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先后在东北设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于奉天设奉天府。康熙三年(1664)废卫设县,铁岭、开原县属奉天府辖地,时铁岭境域东北部(西丰)被封禁为大围场,西部、北部为内蒙古科尔沁部。清朝的后期境域内建置比较多,光绪三年(1877)改昌图厅为昌图府,光绪三十三年(1907)废奉天将军,设置奉天巡府,改为行省,铁岭境域属东三省总督。清朝末年,境域内铁岭、开原、昌图、康平、西丰五县属奉天省。民国2年(1913)实行省县制,境域南部属奉天省辽沈道,西部、北部为洮昌道。民国17年(1928),张学良举行东北易帜,1929年2月5日改奉天省为辽宁省,铁岭境域属辽宁省。民国21年(1932),伪满洲国成立后,改辽宁省为奉天省,铁岭隶属奉天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铁岭境域属辽西省。1954年9月1日,辽东、辽西两省合并为辽宁省,铁岭境域隶属辽宁省。1956年2月8日辽宁省设铁岭专员公署,辖铁岭、开原、西丰、昌图、康平、法库、新宾、清原县。1959年1月5日,铁岭专署撤销,除新宾、清原县划归抚顺市外,其余各县划归沈阳市领导。1964年2月12日,沈阳专员公署成立,铁岭境域各县为沈阳专员公署所辖。1966年7月,沈阳专员公署迁入铁岭县银州镇。1968年12月26日,沈阳专区革命委员会改为铁岭专区革命委员会,辖铁岭、开原、昌图、西丰、康平、法库、新民、辽中、台安、新宾、清原县。1970年7月25日,铁岭专区革命委员会改为铁岭地区革命委员会,辖铁岭、开原、西丰、昌图、康平、法库县,新宾、清原县划归抚顺市,新民、辽中、台安县划归沈阳市。1984年9月20日,省辖铁岭市成立,辖银州、铁法、清河区,铁岭、开原、昌图、西丰、康平、法库县。1992年12月,康平、法库县划归沈阳市。2002年末,铁岭市辖银州、清河2区,调兵山、开原2市,铁岭、昌图、西丰3县和铁岭经济开发区。
文物古迹:
崇寿寺塔,崇寿寺塔,又名崇寿禅寺塔。位于开原老城西南隅,砖质结构,高二十丈,十三级,实心八面体。每面塑有佛像,且各面佛像各不相同,由南、西南依次而顺为:昆卢尊佛、无忧德佛、阿弥陀佛、须弥相佛、云自在佛、庄严王佛、功德王佛、定幢光佛等八尊。两旁有飞天浮雕,各角有木檐悬有铜铃,称为风铃,微风一吹,叮冬响。塔尖呈锥形,有铜质球型五个串其上。塔身各层挂有数百铜镜,西面悬有铜鼓一面。每当日出之时,旭日与塔辉映,光芒四射,数里之外可见塔光,古塔朝霞为开原胜景。该塔建造年代,历史上先后有三说:明清时期,多言其为唐代年建。其所依为明代的二块石碑,其一为明正统十二年黄瓒撰文的碑刻《明开原重修石塔寺碑记》,《碑记》载:此寺原有旧残碑,虽文字不全,但崇寿禅寺四字昭然,“及载自唐乾元年有僧洪理大师始建之,遗址宽宏,大定三年入灭,因建石塔为大师龛”。其二碑为流放铁岭的大学士陈循于天顺年所撰《开原重修石塔寺碑铭》,铭文开篇有:“堂堂古刹,肇唐乾元,在辽之左,雄峙开原”之句,后人皆以此塔为唐所建。
铁岭白塔,铁岭白塔,原名圆通寺塔,铁岭白塔为其俗称。此塔位于铁岭市区内银州贸易城东南侧,古铁岭城西北隅,是辽北现存最早的古塔。一些刊文章言其为唐代所建,主要依据圆通寺石碑刻《重修圆通寺塔记》,该碑刻载该塔建于唐太和二年。但据考证,银州历史并非始于唐,内容详见本书《古银州考证》一文。另参照多种史料,铁岭白塔亦不具唐代塔的特征,该塔建筑所用之砖考古称为沟文砖,为辽代特征砖,辽以前没有这种砖,此有文物部门鉴定,唐代不可能用辽砖来修塔,故石碑所刻年代,不足凭信。据日文版《满洲写真帖》记此塔为辽塔,也有文章言及此塔为金大定年间年建,但无论如何此塔不会早于辽代。该塔在明代即已破败不堪,明万历十九年,辽东总兵李成梁夫人出资,予以修缮。此塔为八角十三级实心密檐式,塔身为青砖垒造,砖长2尺4寸,厚6寸。略成锥形。塔顶刹杆有铜盘和宝珠,塔座八面嵌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8个大字,八面各有浮雕佛像一尊,并饰宝盖。第一级塔身南部是神佛像,塔檐下部有砖雕斗拱,塔基和塔身有砖雕装饰。每层塔檐都悬挂铜镜和铃锋,塔身涂白,故称白塔。古时此塔为城中最高建筑,《志书》记为“二十里外能望而见之”。每当雨后,塔高云低,云飘塔间,故有“白塔横云”之美称。古人曾用“山雨过城头,雨晴云未散;忽见白塔尖,钻入青天半”的诗句赞美白塔的秀丽景色。1975年2月4日,海城地震波及铁岭,将白塔上面串葫塔尖震落,因刹杆有铁链相系,故刹尖斜插入第三级塔身南侧檐上。当年在铁岭拍《大年初一》电视剧,曾将此当作一景摄入剧中。
主要事件:
铁岭事件,1929年的“铁岭事件”是由于日本宪兵在铁岭清乐茶园滋事寻衅而引起的。清乐茶园建于清朝光绪年间,位于铁岭县城内广裕大街西侧,是当时铁岭最大的剧场之一。1929年9月23日,驻铁岭的日本宪兵队六、七名宪兵酗酒后来到清乐茶园,故意寻衅闹事。他们举手就打,张口便骂,把个清乐茶园搅得一片混乱,营业被迫中断。清乐茶园的老板见状不妙,急忙报告了铁岭县公安大队,请他们出面制止。铁岭县公安大队长卢振武,是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他立即派军警数人前往出事地点,予以制止。骄横跋扈的日本宪兵根本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他们不但拒不服从中国军警的劝阻,反而大打出手,拳打脚踢,中国军警因而受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军警给予了自卫还击。几个宪兵回到宪兵队部,当即调来大队人马,在日军第19旅团长汾阳少将的指挥下,将铁岭县公安大队部团团围住,还封锁了广裕大街。日军在“大街两旁,满布阵式,遮断交通,一时城市行人断绝。”(《东北年鉴》,第343页。)面对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的日本侵略军,卢振武大队长命人“将大门掩闭。不久,日兵将大门撬开闯入,将队兵缴械,且将全队带走。并拘得附近商民百余名,排跪平地,百般凌辱。复大事(肆)搜翻,临行绑去官兵三十余名,大枪五六十支;又将队部文卷器具与附近居民杨雨奇、张仁政等数家所有物件,多数捣毁,衣服亦被搜掠殆尽;又将城西门外分所大枪抢去四支,始将街市日兵撤回。”(引同上)铁岭县公安大队长卢振武只身避于铁岭县公署,幸免被捕获。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铁岭事件”。“铁岭事件”的出事地点清乐茶园所在地广裕大街,本是中国领土,并非日本“满铁”附属地,也不是日本“租借地”。中国军警在这里行使主权和治安管辖权是完全正当的。具有爱国意识的中国军警直接出面维护治安,并且阻止了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的不法行为,这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日本关东军绝没有想到,中国军警竟然有如此胆量,敢于管辖它们的宪兵队。他们认为这一事件触犯了“大日本皇军的尊严和利益”,岂肯善罢甘休?尤其是日本关东军一直在寻找机会,妄图为发动侵华战争提供借口。如今,它们怎能放过这—时机?,于是,在“铁岭事件”发生后不久,驻沈阳之日军守备队当即开来一部,以增援铁岭滋事之日军。铁岭、开原、昌图一带的日军亦蠢蠢欲动,加强戒备,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9月25日,沈阳辽宁交涉署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分别向日本总领事馆,日本驻华公使馆交涉此案。第二天,铁岭交涉局奉令向铁岭日本领事提出严重交涉和立即释放被绑走之中国军警等条件。日方不但态度傲慢,迄不承认事实,而且还在9月26日“派官兵多名,到公安局恫吓,种种行为,蛮横已极。”(引自《东北年鉴》,第343页。)9月27日,被虏之铁岭公安大队官兵在日本宪兵队俱受长跪殴打之辱。日军不但大肆虐待和残害中国军警及附近平民百姓,而且捏造事实,反诬中国军警挑衅,竟向铁岭县公署索要公安大队长卢振武,意欲加害于他。日方这一无理要求,遭到铁岭县公署的拒绝。正在避难的卢振武,见属下久未获释,心急如焚;自己欲挺身而出前去交涉,据理力争,定会被拘押、受迫害,他“不堪凌辱”,遂愤而自杀。为此,辽宁交涉署交涉员向沈阳日本总领事再次提出撤惩肇事日官兵等要求。日方见卢振武已死,只好于9月28日将被拘捕之公安队员及枪械释还一部分。9月30日,日方又无理取闹,反提出要中方赔偿30万元为4个被打的日本宪兵治伤,将出事地点广裕大街划为“满铁”附属地等蛮横无理的要求,辽宁交涉署予以严词拒绝。从此,“铁岭事件”遂成悬案,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仍无结果。
徐渐久事件,1937年(伪满康德四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使东北彻底殖民地化,又玩弄新的花招,决定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建立一个所谓的“建国神社”,供奉日本国神——“天照大神”。日本帝国主义者又让伪满皇帝溥仪于1940年(伪康德七年)第二次访问日本,叫他把日本的“天照大神”(实际是一支剑和一面镜子)捧回来,当做伪满洲国的“建国神”,供奉在“建国神社”里,表示伪满洲国的建立,不是起源于清太祖而是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说明伪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光保佑下建立起来。并在伪《治安法》中规定:“如对建国神社有不敬者,要判处一至七年的徒刑”。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和镇压,是言出法随的。从徐渐久事件中,可以得到充分证实。徐渐久是伪满洲国时铁岭市长。因是外县人,不知其籍贯,亦不详其身世。据说曾于日本某大学毕业,精通日语,当然与日本人有交往和联系,更一度博得日本人的信任。但他为什么还有强烈的爱国心呢?因日本人所扶植的傀儡和培养的奴才,几乎全属私心太甚,奴性十足的家伙,只知自己而不知有人,更不知有国家、民族;只要主子假以辞色,给予“饲料”,则必摇尾乞怜,俯首贴耳,这是奴才们的自画像。他们甘当奴隶,引以为荣。但也有一部分人,有正义感,有爱国心,毫无奴颜媚骨。越是和日本人有来往,越感到自己被歧视、受凌辱,因而就觉得日本人可憎,祖国更加可爱了。徐渐久就是这样一个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发动了所谓“大东亚圣战”,占领了半个中国,野心膨胀,一直打到缅甸、南洋,气焰之盛,不可一世。但日本国小、人少,战线拉得越长,就越对他不利。“胜利”就孕育着失败。爱国者能看到这样的形势!也努力争取这样的形势,他们时刻想着伸张正义,除暴救民,怎能缄口沉默!“徐渐久事件”便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1942年(伪康德九年)8月,伪铁岭市公署召开署期教员讲习会,会议的议程有市长训话。至时,徐渐久市长出席了会议,他开始讲话了,但不时扫视会场,看有没有日本人。他小声问在座的老师:“屋里有日本人没有?”答:“没有”。他看没有日本人,憋不住了,眉昂色动地讲起心里话来。“你们看,他们口口声声‘日满一德一心’实际是叫咱们跟他们一德一心,他却不跟咱们一德一心。如果真是一德一心,为什么日本人吃大米是生活必需,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呢?”,当他讲到战争形势时,他用教鞭指着地图慷慨陈词:“你们看,这不是—道红线吗?(图上用红线标着日本军已到之处)这好像患疗毒症一样,起红线就危险了。红线越伸越长,毒火归心,就完蛋了。”,当讲到“天照大神”时,他义愤填膺地说:“叫我们供天照大神。老张家的祖宗,硬叫老李家供奉,行吗?”最后又讲了世界形势,讲了很多。结论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他讲出了多少人要讲而不敢讲的话。教师们暗暗兴奋,徐市长讲得真好啊!,可是,竟有汉奸告密,第二天,日本人逮捕了徐渐久。不仅免了职,而且按伪《治安法》规定,说他对建国神社不敬,判处了徒刑,实则是秘密处死了。这就是铁岭震动颇大的“徐渐久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使铁岭人民对日本法西斯更加憎恨,对自己的祖国更加热爱,对徐渐九寄以极大的同情。只因在日本法西斯严酷的统治下,人们敢怒而不敢言,没有人敢作文字宣传。谨此追忆,流传后世。
历史名人:吴俊升(1863----1928)原名兆恩,字秀峰,后改名俊升,字兴权,又子琴,绰号吴大舌头。1863年出生于昌图县兴隆沟(今辽宁省昌图县老城乡长青村兴隆沟)。吴俊升共有姐弟妹八人,他在男子中居长,下有两个弟弟。因家贫,七八岁时便给人家放马牧羊,13岁去四平街庆丰当铺做小伙计,由于性情顽劣,惹事生非,不久即被辞退。后又随其父贩过马匹。17岁,入辽源捕盗营,先后做过伙夫、马夫,20岁编入骑兵。他在军中,作战勇敢,以功提升五次,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官至奉天(今辽宁省)后路巡防队统领,候补总兵,与张作霖、冯德鳞、马龙潭被称为奉天的四大军事重要人物。辛亥革命爆发,吴俊升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命与张作霖等联名致电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要求勤王,尽忠清廷。1908年,吴俊升参加了剿灭叛国蒙匪及打击前清肃亲王善耆和蒙古喀刺沁王的满蒙独立活动,及平息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图王乌泰叛乱的战事。因功累次升迁,先后任旅长,守备司令官,师长,陆军中将、洮辽镇守使(今洮南市),陆军上将衔、黑龙江督军兼行暂署黑龙江省长、黑龙江省长。获不同等级的文虎章、嘉禾章、大绶嘉禾章、宝光禾章,叙勋至二位。民国元年(1912年)任奉天后路军巡防营统领。民国二年(1913年)任奉天第二骑兵旅旅长。民国三年(1914年)晋升陆军中将,兼任洮辽镇守使。民国六年(1917年)任陆军第二十九师师长。民国十年(1921年)3月任黑龙江省督军并兼署省长,袁世凯图谋称帝时,与张作霖等共上《变更国体请愿书》,得封二等男爵。在讨袁运动中,又与张作霖联手驱逐了亲袁的奉天将军段芝贵。当黑龙江省发生许兰洲与巴英额、英顺军事对峙之际,他受命率军至齐齐哈尔,实行武力调停。接着又与孙烈臣夹攻吉林,辅佐张作霖当上“东北王”。民国十一年(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俊升被任为奉军后方警备。奉军战败后,北京政府顺从直系分裂奉系的企图,任吴为奉天督军。而吴为忠于张作霖,通电拒不受命。后张作霖宣布东三省独立,实行联省自治,任吴为东北保安副司令及黑龙江保安司令。民国十三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俊升被任为奉军第五军军长配合第二军作战于热河。战后,受命督办黑龙江军务善后事宜。民国14年(1925年)初,任善后会议委员,不久,又兼任东北陆军第十八师师长。同年重重月,奉军将领郭松龄在滦州举兵反张,先后攻占锦州、新民,逼近奉天(今沈阳市)。张作霖急召吴到奉议事,吴对张说;“上将军,我和郭鬼子(指郭松龄)誓不两立,有他没我。我跟他决一死战。我抄他的后路去!”张即委其为讨逆军总司令。他在巨流河召开军前会议时说:“我是老粗,不懂得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怎么划,可我知道两人打架,我扯谁的后腿,谁就得趴下。”在作战部署停当后,他又做最后训话,要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不然大家都不能存在。临行又决定由旅长梁忠甲代理他的职务,随即亲率骑兵由辽中间道奔往郭军司令部驻地白旗堡,到后,先烧了郭军的军械弹药,粮秣仓库,使郭松龄力穷势绌终而溃败。张作霖于事后召开会议,提出要引退让贤,将政治交给王永江,军事交给吴俊升。而奉系主要军政骨干坚请张继续主持东北大局。但张表现得意态坚定,因事关东北局势,会议情绪紧张。在议论中,吴俊升摇头摆手地说:“我一天也担任不了,你不干,咱们一块撂下。”又说:“谁英雄?我看我们都是狗熊,只有大帅是英雄。”逗得与会者纷纷大笑。民国十五年(1926年),奉军入关,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吴俊升等拥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民国十六年(1927年),张作霖自任陆海军大元帅,以吴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晋升为陆军上将,授兴威将军。民国十七年(重928年)5月,奉军为北伐军所败,张作霖决定撤军出关。6月3日,张乘专车离京,吴俊升闻讯远迎至山海关,二人同乘一节车厢回奉。4日清晨,行至皇姑屯附近,触发了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车厢被炸毁,吴俊升被铁路道钉穿入脑部,当即丧命,时年65岁。张作霖受重伤,当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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